一、Weber’s Talk 韋人開講

 

近期台灣最熱門的政治主題，自然非「公民不服從」莫屬了。究竟，「公民」可以基於甚麼樣的「理由」，拒絕服從國家的法律？而「公民不服從」的概念又應該要具有甚麼樣的特質？其與「革命」概念又有何區隔？「公民不服從」理論的適用限制為何？上述問題的解答，且看本周主題-「也論公民不服從」。

 

二、 政治學名詞輕鬆解

 

1. 公民不服從理論（Civil Disobedience）

西方社會的一種政治傳統，源自於蘇格拉底的政治思想。公民不服從理論認為，國家存在的目的，乃是為了促進人類更美好的生活狀態。因此，公民可以基於某些道德的理由，對於其認為不合理，或是侵害到自己權利的政治處分予以回絕。公民不服從理論賦予了個人與國家或是政治群體對抗的理論基礎，其強調為了達成個人的自我實踐，縱使違反了國家的法律（其往往就是對個人權力侵犯的主體），也在所不辭。然而，該種理論卻不特別強調與國家進行「暴力」的對抗，因此往往會呈現出一種「消極抵制」的狀態。該種理論於近代最有名的兩位代表即為印度的甘地以及美國的金恩（M. Luther King, Jr.）博士。前者提倡和平的抗爭訴求，以尋求印度自殖民地的角色當中解放；後者則現身於黑人解放運動之中，為著名黑人運動領袖。美國政治思想家梭羅（Henry David Thoreau）亦曾著有《論公民的不服從》一書。

 

2. 革命

 通常意指政治社會全面性的衝突，並企圖對現有的政治體制以及社會結構作出全面性的改變。其特徵如下：

(1)革命是一種武力行為，並藉由流血方式達成目的。

(2)革命是一種結構性改變，涉及到政治、社會以及經濟等面向的改變。

(3)革命相對於溫和改革而言，不論是深度或是廣度都要強得多，也較快速（但不見得會較成功）。

 

三、政治學關鍵時勢延伸分析-也論「公民不服從」

 

「公民不服從」（Civil Disobedience）的概念，最早可追溯自希臘三哲人之一的蘇格拉底，象徵的是一種公民對於國家「不公義」的行為，所應享有之「抵抗權力」。1848年，美國作家梭羅（Henry David Thoreau）承繼此種思想，在其著名短文：《論公民不服從》當中，具體說明了此種「抵抗權力」的性質以及緣由。而此種思想，也成為後世如印度國父甘地以及美國的金恩博士等人所領導之「非暴力抗爭」的行動基礎。

「公民不服從」的行動要旨，主要建立在「公民基於道德理由行動」、「非暴力的行動模式」以及「願意接受國家法律的懲罰」等基礎之上。分述如下：

 

1. 公民基於道德理由行動：公民不服從抵抗的對象，應為「公民依據道德理由」所判斷之「不公義」事項。因此，基於氣憤或是私利動機的抗爭活動並不能被視為是「公民不服從」的行為。而活動的「道德」動機通常也會成為號召人民最好的旗幟與理由。

 

2. 非暴力的行動模式：公民不服從通常採用的是「非暴力」的行動模式。而此種「非暴力」的抵抗方式，也是區別「革命」以及「公民不服從」行為的關鍵差異。「公民不服從」的「非暴力」主張，乃是建立在「尊重國家法律體制」的基礎之上。意即，「公民不服從」的抵抗對象，僅為特定政府的「不公義」行為，而非為國家本身。因此，推翻、顛覆政府通常並非為行動的目的，而此種主義亦通常可以較大程度確保參與群眾的人身安全。

 

3. 願意接受國家法律的懲罰：「公民不服從」象徵的是一種公民「個人」抵抗政府作為的權利。然而這並不代表，公民具有「高過於」整體國家法治的身分以及權力。因此，「公民不服從」行為與顛覆政權的「革命行動」並不相同。

 

「公民不服從」的主張，在20世紀早期及中期的「維權運動」當中，曾經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。如1919年的埃及革命、印度的反殖民運動、美國非裔移民的民群運動等，皆為著名的「公民不服從」案例。然而，在冷戰結束之後的20世紀後期，多數國家對於群眾抗爭的態度卻開始轉趨為強硬。尤其在20世紀以及21世紀交界的這20年當中，從中國到美國、從泰國到烏克蘭、從埃及到委內瑞拉，不論是在哪一種類型的國家（縱使有些國家過去還長期被視為是一個民主國家），公民抗爭的結果鮮少「不會」導致大規模的逮捕（縱然在美國也是如此）、鎮壓及內戰。而這也使得在「公民不服從」理論當中，那個被假設為最終終會向「道德力量」屈服的政府輪廓，開始在時間長流當中慢慢淡薄、逝去。

 

平心而論，「公民不服從」理論的成功基礎，基本乃是建立在其理論的「道德號召性」以及「人群群聚之後對政府所產生的壓力」之上。然而，前者對於

在全球化效應下，面對激烈競爭早已精疲力竭的各國政府，已幾不具有任何的吸引力（國家的生存繁盛以及提升權力始為首要課題）；而後者亦在各國政府吸取上世紀70年代的群眾抗爭經驗，並提升其應變能力之後，亦已大幅削弱其效力。而這也是為什麼20世紀80年代之後，政府對於群眾運動態度開始轉趨強硬的關鍵原因。

 

在政治學的世界當中，「道德內涵」曾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指標。而根據相關道德議題的研究，政治研究者們亦發展出如「民主」以及「人權」等不同的「規範式」概念。然而，當代的政治研究者卻發現，「道德」要素在國際政治的運作上，實際上並不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而「規範性」的主張，亦絕非推動政治領域運作的唯一法門（事實上，也常常不是關鍵法門）。因此，如何在理論以及實務上提升公民與國家「抗衡」的能力，實乃當代政治研究者所應關注的最重要課題。